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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公司该不该“逃离北上广”?

戴老板

上海的天际线,要看黄浦江;北京的天际线,要看東三环;深圳的天际线,则要看深圳湾。而绕着深圳湾一圈,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,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1号。

深圳湾1号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,总共只有8栋楼,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,其余6栋都是公寓住宅。该项目的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元/平方米,这让它力压陆家嘴有些陈旧泛黄的汤臣一品,成为国内豪宅新兴势力第一名。

在深圳湾1号西北侧,紧挨着的便是深圳南山区近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,腾讯、阿里巴巴、安邦、华润、中海油、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“总部”坐落于此,摩天大楼鳞次栉比,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薪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每平方米12万、15万甚至20万元高房价的核心。

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,显然是一种象征。于是在2016年,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也豪掷18个亿,在后海买了一块地,建设“研发总部大楼”。

一线城市的确人才充沛,很多老板都拿这个当借口。但这些老板也应该扪心自问:你的企业真的到了离开一线就招不到人的地步了吗?

由于长期跟踪这家公司,我做了下研究。该研发总部位置的确不错,紧邻着阿里巴巴,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,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。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利用公共交通上班,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,最低房价7万元,在覃程一小时范围内买房,最低房价5万元。

一个普通的程序员,若是买5万元/平方米的两房,最少也需要400万元,这还是在每天花两个小时往返上班的前提下。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两小时左右的强度,早上7点起床,晚上9点回家,背两三百万的贷款,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或公交,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。

这就是一线社畜的现状。老板可以为了公司面子把总部建在黄金地段,自己抛点儿股票就能在深圳湾1号买套房走路上班,但普通员工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。

而且,18亿元只是拿地的成本,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还要再花12亿元,总造价达到了30亿元,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方米。而这家专网通信公司全部员工加起来也就只有4000人左右,全部装进去绰绰有余。我当时就在想,即使不为员工买房或者上班考虑,这手笔是否也太豪迈了点?

相比之下,1995年至2008年间,华为在深圳拿了160万平方米土地,一共才花了6亿元,均价只有375元/平方米,当然,那个时候地便宜。华为能带来税收和高收入人群,地方政府自然也乐意给低价土地,即使2010年之后,华为在一线城市的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/平方米。

但即使这样,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。2018年7月,40辆8吨的搬迁货车往返于深圳和东莞松山湖之间,次日2700人告别深圳,来到松山湖这片占地达到1900亩,充斥着欧式建筑风格,路上还可以跑小火车的研发园区——这里周围房价比深圳便宜太多。把研发中心搬离昂贵的一线城市,对员工来说是一种隐形的福利。

其实,关于“研发告别一线”的讨论,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。

当时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,一路顺风顺水的李彦宏劝年轻人不要着急买房,“正常情况下租房住也很舒服的话,干吗要去买房子”。但马化腾显然考虑得更多,他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:从长远看员工的生活压力,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,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。

Pony的观点颇有远见。2012年深圳房价均价还不到2万元/平方米,到了2017年就已经破5万元大关,2020年更是涨势如虹,核心地段普遍30%+涨幅。倘若没有今年7月出台的楼市新政,深圳房价将超过北京位居全国第一。面对房价如此涨幅,人均月薪达到7万元的腾讯员工也只能望其项背。

事实也在验证腾讯的做法。2014年,腾讯在新一线城市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,此后天美工作室源源不断创作出爆款游戏,不仅有《天天爱消除》《天天跑酷》等“天天”系列产品,还有至今仍霸榜游戏排行榜的《王者荣耀》。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:技术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。

一线城市的房价逻辑是,定价话语权并不在程序员、工程师之手,房价跟着收入天花板走,富人阶级才是陆家嘴房价的决定者,并且会越来越被资本主导。上海张江尽管是技术人才的聚集地,决定张江房价的力量仍是冲击IPO成功后的技术企业高管的股权,而不是底层研发人员的薪酬。

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元的最新研发中心就并没有落脚张江,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区淀山湖一带,对面就是江苏的大农村,房单价连1万元都不到。

高科技公司不是属于一线城市的垄断资源,中国企业研发不—定要留在一线,人才也不—定在一线城市才能获得机会。2017年掀起的“抢人大战”,则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研发向内地城市转移的脚步。在一线城市机会窗口越来越小、内陆城市选择空间开始扩大的背景下,企业和人才双方都在用脚投票。

至于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中心区域,未来势必向“总部经济”更靠近,企业研发向环一线和新一线、二线城市迁移将是更正确的选择。在此趋势下,转移城市需要更加积极地表现。例如,昆山、苏州正在加快对张江半导体企业研发外迁的承接,在科创板上市的澜起科技在2017年就将数据中心转向昆山。

小米2018年完成香港上市后,志得意满的雷军宣布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,并且定位为“超大研发总部”。如今,华为在武汉、南京、西安、杭州都设立了研发中心,腾讯在成都、武汉、南京加快布局,阿里巴巴也打入西安、重庆等内陆腹地。无一例外,这些城市在人才高校分布、宜居舒适上都相对占优。

一线城市的确人才充沛,很多老板都拿这个当借口。但这些老板也应该扪心自问:你的企业真的到了离开一线就招不到人的地步了吗?像华为这种站在全球技术顶峰上的公司都往二线城市搬,除非你搞的是天顶星黑科技,否则真没必要在海淀、张江和南山这种房价逼近10万元的地方硬撑。

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专网通信公司,在折腾了几年之后,终于在2020年7Jq将总部大楼以25亿元卖掉,用以补充愈发紧张的现金流。对员工来说,这恐怕不是一件坏事。

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,中国技术企业们未雨绸缪、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。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,是应对疫情和技术封锁的重要手段。这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,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被富人阶层日益抬高的当下,对寒门员工们负责任的一种表现。

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,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,还有他们选择“为谁发声”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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